一周有兩個上午坐門診，一個半天進行多學科綜合診治，剩余時間一直泡在實驗室里——這，就是浙江大學85歲高齡的教授鄭樹（見上圖。資料照片）的“生物鐘”。

　　“練就白求恩那樣的技術，解除百姓病痛”

　　作為新中國第一批大學生，鄭樹1949年考進浙江大學醫學院，三年后進入一墻之隔的浙大附屬醫院進行臨床學習……鄭樹常常是上午在醫院查房、跟門診，下午去學校圖書館學習，“那時候便想著，一定得好好學習，為黨和國家、為百姓做點事兒。”鄭樹回憶道，“我要練就像白求恩醫生那樣的技術，解除百姓的病痛。”

　　剛參加臨床診療不久的鄭樹，每年有一半時間要承擔《外科總論》和《局部解剖》兩門課的講授，扎實的理論基礎加上勤奮的練習，鄭樹練就了可用一把醫用剪刀，對每一條血管神經既可分離皮肉組織，又能開展切除作業的本事，患者們為此送給她“一把刀”的美譽。聽說“一把刀”來了，患者就會踏實、心安許多。

　　每次下鄉為農村群眾診療，臨走時，農民們總會感激不盡。鄭樹卻時常反思說：“我們只是做了一名醫務工作者應該做的，卻得到患者如此厚愛。如果沒有良好的醫德、高超的醫術和對患者的深情厚誼，如何承得起這份愛與感激？”

　　“如此努力，因為我所追求的問題還沒解決”

　　浙江省在上世紀是全國大腸癌發病率較高的地方。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科學的春天”來了，鄭樹著手建立腫瘤研究所，深入調查浙江當地大腸癌病原。她帶領團隊對海寧市30歲以上共計50余萬人口進行普查。剛開始普查，群眾不理解，一天下來沒幾個人主動配合。后來鄭樹想了個辦法，她請鄉鎮干部帶頭，一旦發現有大腸息肉，并確定為癌前期病變者，及時進行手術。此事傳開，許多村民開始轉變觀念，自發來做篩查，最終有4000多人被發現為大腸癌高危人群，并被及時干預。

　　此后20多年，鄭樹帶領團隊繼續開展跟蹤檢查，通過早期預防和治療避免了大腸癌大面積發生的悲劇。為了徹底搞清楚大腸癌高危人群的高危因素，1982年起，鄭樹與美國斯坦福大學合作研究，開展了為期三年的中美華人大腸癌流行病學研究。通過仔細記錄高危人群的生活習慣，擬訂了300多個可能與大腸癌相關因素的問卷，經篩選并通過統計學分析，凝練為十幾個問題，組成一份含金量很高的高危因素調查問卷。

　　后來，鄭樹團隊將這套問卷，連同為大便隱血檢測后確定的高危人群進行腸鏡檢測的干預阻斷研究，作為一套系統的“量化高危因素序貫篩檢方案”，為我國大腸癌研究提供了總體思路和研究方案，目前已在全國多座城市開展使用。

　　“我們還在為如何更精確地確定大腸癌高危人群范圍而努力，如此努力，是因為我所追求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如今，鄭樹和她的科研團隊正準備通過新媒體向受眾推送自查問卷，并力爭研制出簡單的大便隱血自測器，促進大腸癌早前期自篩的常態化。

　　“爭取為國家醫療事業再多工作幾年”

　　鄭樹出門診時，總有幾名博士生旁聽。她時時告誡學生，臨床醫學就是“臨在病人旁”，一個好醫生就需要在病人身邊，真正給其關心、寬其心結。

　　作為一名女醫生，鄭樹持之以恒地對婦女和兒童患者傾注特別關愛。1966年初，正隨醫療隊在永康下鄉的鄭樹被緊急叫去參加會診。到了手術室，她被眼前的場景驚呆了：一個50歲的女患者躺在手術臺上，旁邊的醫生要切除一個比籃球還大、布滿粗大血管的子宮及附著在上的肌瘤，由于肌瘤的大小前所未見，遂特意請來鄭樹坐鎮。

　　當時的醫療條件十分有限，手術室常常停電，遇到大型手術還常常沒有足夠的儲備血液，更沒有先進的B超成像技術，診療過程更多依賴于醫生的技術與經驗。

　　鄭樹發現，患者體內存在表征懷孕的黃體。千鈞一發之際，鄭樹迅速做出判斷——停止子宮肌瘤手術改為剖宮手術。手術刀一劃開子宮峽部，溫熱的羊水馬上涌了出來，一個小腦袋跟著出現，在場的醫生都驚呆了……

　　“每次回想起這個病例，我總會膽戰心驚。”鄭樹說，每個醫學生都學過黃體是胎兒前幾個月的營養物質，檢查出黃體，醫生就要當機立斷做出個體化的治療方案以降低風險，但當時卻沒有一個醫生意識到這一點。“對婦女兒童的關愛，要切實落實到具體的行醫過程中。”

　　對別人關愛的鄭樹，卻疏于關注自己和家人。和丈夫婚后的18年里因工作原因兩地分居，年幼的女兒都需要她一人看管。輪到值夜班的時候，家里沒人照看女兒，鄭樹就把女兒帶到醫院。夜里急診上手術臺時，只好讓女兒呆在值班房里。有時候手術一做就是通宵，出來天都亮了，鄭樹只好拜托同事幫忙買個糯米飯團作為女兒的早餐。談起女兒，鄭樹總會流露出母親的柔情與無限愧疚……

　　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學成從醫，到上世紀60年代下鄉為農村群眾診療，再到出國學習成長為高校校長，鄭樹的個人命運始終與時代牢牢捆綁在一起。鄭樹常說，“我們的黨讓中國變得獨立富強，從最初的積貧積弱到現在越來越多的國際組織愿意與我們合作，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迎來了新的春天，我要爭取為國家的醫療事業再多工作幾年。”（趙婀娜 柯溢能）